中国商用车全球化步入新阶段，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头部企业正以本地化制造、生态化运营和规则协同破局，而中小玩家则在细分赛道另辟蹊径。一场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深耕的全球征程已然开启。

　　2026年3月25日-27日，2026商用车产业发展会议在湖北省十堰市举办。本届会议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办，以“绿色转型、数智赋能、融合发展——驭势谋远共筑新生态”为主题，采用“1+1+6+N”模式，即1场闭门会议、1场开幕式暨全体会议、6个专题会议及其他相关对接、展览展示等活动，旨在凝聚行业共识、破解转型难题、共绘发展蓝图。其中，在3月27日上午举办了以“中国商用车的全球化战略与机遇”为主题的专题会议，多位来自行业机构、整车企业和供应链企业的嘉宾在会议现场进行了沟通与交流。

　　当前，我国商用车的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25年我国商用车出口首次超过100万辆，全球化步伐持续加快。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商用车的全球化也面临着技术壁垒、贸易摩擦、售后服务等诸多挑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副秘书长魏文清认为，汽车出海是一场超级马拉松，既有贸易阶段，也有本地化阶段，不仅要因地制宜，还要因时制宜；不仅要提高我们的硬实力，也要提高我们的软实力，只有大家协同作战，才能行稳致远。

　　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正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赋能”“提质增效”，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新能源汽车结构性升级与市场多元化将支撑全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我国将继续蝉联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高级专家孙晓红预测，2026年，我国商用车出口将稳超百万辆，预计可达120万辆。

　　孙晓红认为，尽管市场预期持续向好，但不确定性仍然存在。首先是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目标日益凌驾于共同经济利益之上，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碎片化趋势加剧。自2025年起，中美博弈加剧和国家安全担忧升级，美国政府进一步强化限制性贸易措施，旨在推动国内产业再工业化并抢占对中国的优势。

　　其次是全球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而关税上升带来的保护主义可能引发更大的政策不确定性。2025年，美国不断以工业、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为由提高关税，导致全球平均关税水平上升，不同行业和贸易伙伴受到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关税通过推高进口成本来影响贸易流动，即便小幅上调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如需求萎缩、采购渠道转移、贸易路线调整等。

　　具体来看，欧盟减碳和数据安全等准入机制，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合规的最大隐性壁垒，如近几年出台的《关键原材料法案》、《欧盟电池法》、《外国补贴条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政策法规均不同程度地设置了较高的门槛。

　　而中美则在智能驾驶领域进行着高强度、多层面的博弈。其中，在技术路线方面，美国的纯视觉路线依赖“数据规模”形成壁垒，中国的多传感融合路线则通过“本土化场景适配”构建差异化优势；在产业链安全方面，美国的优势在于“技术领先”，中国的优势在于“市场规模”，谁能实现“核心硬件的自主可控”，谁就能在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政策与市场规模方面，中国的优势在于“政策驱动下的规模化应用速度”，美国的优势在于“市场驱动下的技术创新速度”，谁能更快实现“规模化应用”，谁就能在“技术迭代”中占据领先地位；在国际规则主导权方面，谁能在“标准制定”与“数据主权”中占据主导地位，谁就能定义“未来交通的规则”（如智能驾驶的责任划分、数据使用规范等）。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技术壁垒的日益复杂，合规问题成为企业出海的一道必答题。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北京技术公司副总经理何庆认为，法规差异是首要障碍，如欧盟的欧7排放标准（2028年实施）对氮氧化物、颗粒物控制严苛；新电池法案要求2027年锂回收率达50%、2031年达80%；俄罗斯的GOST 31507-2025对车辆操作稳定性提出新测试方法；沙特的SASO 2946:2020修改单强制客车结构升级……这些法规覆盖整车、零部件、能耗、环保等全链条，且动态更新频繁。面对上述法规，企业应对能力薄弱，多数企业对WTO/TBT（技术性贸易壁垒）机制认知有限。

　　常言道，东方不亮西方亮，重重壁垒下也并非全无商机。孙晓红认为，“南南”贸易正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引擎。非洲一半以上的出口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区域一体化以及大型新兴经济体作为进口市场日益增长的作用。而地缘政治的分裂可能会进一步加速这一趋势，因为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依赖彼此以抵消发达经济体的需求疲软。

　　据孙晓红测算，1995年至2025年期间，“南南”商品出口预计将从约5000亿美元飙升至6.8万亿美元，远超南北贸易和世界贸易的增长。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亚洲的区域价值链，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这些地区的高科技和中等技术制造业约占总规模的一半。此外，可持续贸易——环境将继续作为全球贸易举措的一部分，成为助推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商用车出海已进入‘规则博弈’阶段。”何庆强调，未来的竞争不再是单一企业的产品竞争，而是“合规能力+行业协同”的系统竞争。当企业学会用TBT机制预警风险，用C8平台凝聚合力，用技术创新突破壁垒，才能真正从“走出去”变为“走进去”，在全球商用车版图中刻下“中国标准”的印记。

　　随着技术迭代与全球战略的调整，中国商用车正站在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历史拐点上。北汽福田海外事业部战略与营销副总裁董淑星认为，在市场拓展初期，品牌认知、渠道建设、合规适应等问题导致增长平缓；而随着客户使用体验提升、口碑积累与服务体系完善，份额增长将进入加速爬坡阶段。在传统燃油车破局之势已定的背景下，“新能源+智能化”正酝酿着第二条增长曲线。

　　面对机遇与挑战，单纯的整车出口已不足以支撑长期发展。董淑星认为，商用车全球化破局的关键在于“本地化制造+生态化运营”，用燃油车的规模优势稳住基盘，用新能源的生态优势决胜未来。基于此，北汽福田等商用车领军企业正在构建多维度的护城河，一是坚持属地化深耕，如在巴西等地建立属地工厂，推进本地化组装与制造，以规避贸易壁垒并降低成本；二是打造生态闭环，从单纯的车辆销售，向“车生态”（直销、租赁）、“能源生态”（充换电、加氢）、“增值生态”（车货匹配、金融保险）乃至“碳生态”延伸；三是加速品牌向上，解决营销体系建设滞后于市场增长的矛盾，提升品牌溢价能力。

　　面对全球商用车行业呈现出低碳化、智能化与高端化深度融合的新趋势，中国重汽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云鹏认为，单纯依靠低价策略的中国品牌，必须尽快完成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型。目前，中国重汽已在全球建设了37家KD（散件组装）工厂，结合中国重汽的实践经验，魏云鹏提出了两条战略路径：一是动力多元化布局，坚持柴油、纯电、燃料电池、混合动力“多条腿走路”，在大部分区域巩固柴油机的高端化升级，同时在特定场景加速推广换电模式和氢燃料电池技术；二是数智化赋能，利用车联网、大数据平台和智能驾驶技术，为客户提供远程运维和预测性维护，这不仅能提升运营效率，更是应对各国严苛环保法规的有力武器。

　　中国重汽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云鹏 中国重汽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云鹏

　　此外，面对海外市场的复杂性，魏云鹏还呼吁，中国品牌之间要形成合力，做大市场“蛋糕”，并对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技术协同，共同应对标准法规；二是供应链协同，推动优势产业链出海；三是行业自律，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四是品牌共建：共同打造中国重卡高端品牌形象。

　　面对碎片化、高壁垒的全球市场，一汽解放以“SPRINT 2030”国际化战略为总纲，明确了中长期发展路径。一汽解放国际战略规划部战略规划室主任李悦智对“SPRINT 2030”进行了详解：S（Spread）全球化布局——分步点亮六大区域，建设分子公司、生产基地与研发中心，覆盖核心市场；P（Portfolio）多品牌运营——发布五大海外产品品牌，形成矩阵化产品体系，适配不同细分市场与客户需求；R（Revolution）技术引领——以新能源、智能化、高效动力链打造核心竞争力，对标欧卡标准；I（Innovation）业务创新——从整车销售延伸至金融、服务、后市场，构建全生命周期生态；N（Network）共建共赢——渠道、服务、供应链全球协同，提升网络效率与韧性；T（Talent）以人为本——打造国际化人才梯队，支撑属地化高效运营。

　　李悦智认为，过去直接将国内车型简单修改就出口的模式已失效。基于此，一汽解放现在针对不同市场的法规、气候和使用场景（如南非的复杂路况），进行深度的适应性开发。例如，针对南非推出的JH6旗舰车型，通过搭载智能AMT和优化动力链，实现了燃油经济性匹敌欧卡，彻底打破了“廉价货”的刻板印象。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一汽解放还实现了金融出海，专门成立了南非金融公司，通过为当地经销商和用户提供终端信贷支持，大幅降低了购车门槛，成为中国商用车品牌在海外建立竞争力的关键一环。

　　厦门金龙的出海实践，则为行业提供了一份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的破局样本。据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亮介绍，厦门金龙制定了“一国一策”的发展战略，比如，在沙特，厦门金龙针对高温优化电池热管理和密封技术；在欧盟，推出低能耗大巴满足严苛环保标准；在坦桑尼亚，通过加厚耐磨地板、强化座椅结构，使车辆寿命延长30%；在马耳他，厦门金龙不仅卖车，还帮当地搭建运营团队、培训维修技师，甚至参与公交线路规划，形成“产品+服务+运营”的闭环。

　　苏亮认为，单打独斗的时代结束了，开放合作才能共赢。对内，要筑牢供应链防线，依托中国完整的商用车产业链，厦门金龙与宁德时代、亿纬锂能等头部供应商协同，将三电系统的本地化生产前移到目标市场，降低合规成本。对外，要构建全链合作生态，如在欧洲，厦门金龙发现本土客车企业多依赖奔驰、沃尔沃底盘代工，便主动与当地制造商合作，输出新能源底盘技术，从“竞争者”变为“赋能者”；同时还联合金融机构推出“购车+运营+金融”套餐，降低客户资金压力。

　　当大型企业忙着铺全球体系时，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型商专用车企业，正困在“造得好却卖不出”的怪圈里。对此，觅亿（上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提出了“分工协作”的解法——工厂专注造好车，贸易公司专注铺好路，政府、协会、平台搭好桥，试图为这些企业铺就一条通向全球的海路。

　　刘鹏认为，中小企业的出海之痛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信任堵点，工厂想直接触达客户，贸易商紧握渠道资源不愿共享，双方互相设防，信息不透明让海外客户直呼“看不懂”，订单悄悄流失；二是交付堵点，专用车定制化程度高，出厂时验收合格，几个月后却在海外工地暴露隐性缺陷——搅拌车叶片被矿渣腐蚀、冷藏车在-25℃趴窝，工厂说“出厂没问题”，贸易商说“是设计问题”，最终客户车辆瘫痪，品牌口碑碎了一地；三是售后堵点，国内体系覆盖不到全球，非洲的故障车等配件要30天，当地修理工看不懂中文说明书，“配件可发，但谁去修”成了无解难题。

　　针对上述三大堵点，觅亿摸索出一套可复制的协作模式，第一步是通过交付破局，用规范划清责任，并耗时两年打磨《车辆交接验收规范》，从漆面检查到功能测试，从随车资料到影像记录，每一项都有明确标准，该标准实施后，交付纠纷率下降70%，交付周期缩短30%。第二步是通过售后破局，三方共建“铁三角”，以尼日利亚为例，觅亿联合当地国资MOFI、维修企业MOJEC，构建“源头工厂（配件+技术）+贸易公司（海外仓+响应）+当地伙伴（维修服务）”的三位一体的体系，可以做到48小时解决配件等待问题。第三步是通过合作破局，从博弈到合力，打破“谁绕开谁”的内耗，转向“资源互换+深度绑定”——工厂提供优惠价格与产品支持，觅亿投入海外渠道与市场资源；联合开发特定市场（如俄罗斯低温版冷藏车，一年份额从0突破至15%），利润共享、售后成本共担、风险共防。

　　另辟蹊径的不只有觅亿，光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集新能源自动驾驶商用车研发、生产、销售、运营、生态建设于一体的科创型公司，目前则主要聚焦于干线物流这一细分领域。其开辟了一条“生于海外、长于海外”的全新出海模式，核心零部件由国内制造，以保障品质与供应稳定；在海外则进行定制化二次开发，以适配当地法规、工况与场景；选择重点区域布局KD总装基地，以实现本地制造、销售、服务三位一体。

　　针对整车出口关税高、海运成本高、认证周期长的痛点，光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CTO马爱国认为，必须从“卖车”转向“海外造、海外卖、海外服务”，用技术创新击穿用户痛点。基于此，光梭未来首先制定了“平台化+区域化”的产品策略，先是通过平台化实现降本提效，其国内研究院负责80%通用模块（电池、电驱、智能驾驶）开发，研发周期缩短至18个月，成本降低15%。再是通过场景化实现技术突破，其1.0产品聚焦中短途场景，通过CTC电池底盘一体化（空间利用率提升15%）、集成式电驱桥（减重100公斤，传动效率提升10%）、智能道路适应系统（能量回收率提升5%）等技术，实现百公里电耗较竞品低12%。最后是通过智能化构建竞争壁垒，其产品标配L2+级智能驾驶，高速场景节油8%，预留L4接口，2026年无人驾驶集装箱运输示范项目将落地欧盟。此外，还创新性地推出“里程付费+残值担保”模式，降低客户首次购车门槛30%。

　　其次，为支撑“生于海外”的战略，光梭未来还构建了双轮驱动的支撑体系。在供应链方面，国内集中制造保障成本优势，海外KD工厂逐步提升本地采购比例（2028年达30%），满足欧盟“40%本地附加值”要求；关键零件实行双源供应+30天安全库存，引入政治险与信用险，确保供应链韧性。在品牌与服务方面，扎根当地的社会公民，在欧盟、土耳其、海湾地区注册独立品牌，赞助绿色港口、零碳园区项目；通过TikTok直播“电动重卡24小时运营”，半年品牌知名度从0提升至35%；补能端则联合当地能源巨头共建换电站与兆瓦级快充网络，如在欧盟接入Daimler & Traton充电联盟，在中东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合作；服务端采用“移动服务车+远程诊断”，确保核心零部件4小时到场，按里程订阅维保服务，彻底解决用户后顾之忧。

　　马爱国透露，光梭未来目前已启动干线物流专属车型研发，正向设计驾驶室、动力系统与智能感知模块，剑指长途运输场景的全面替代。其终极目标是打造3.0运输机器人，彻底重构干线物流成本结构。